央企和國企高管的收入過高是不爭的事實。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實際上是對社會各階層利益的重新調整，必然會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且主要來自國企高管群體。

　　由國家發改委牽頭負責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起草工作已歷時8年之久，但出臺期限卻屢次延期。國家發改委分管副主任徐憲平表示，博弈的關鍵點主要包括如何規范國企高管收入水平和國資紅利上繳的比例和用途。分管工資政策的人社部有關官員表示，在向央企征求規范央企高管薪酬待遇政策的意見時，曾遭到了一些央企高管的強烈反對。看來，要推進分配制度改革，必須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2010年所作的調研報告給出的結論是，中國收入最高的1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今年12月9日，由西南財經大學與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共同成立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基尼系數達到0.61，遠高于全球0.44的平均水平，屬于聯合國定義的收入差距懸殊的社會。這些調研結果表明，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已影響到社會公平，到了必須通過改革加以解決的時候了。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實際上是對社會各階層利益的重新調整，必然會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且主要來自國企高管群體。這是因為，民企老板收入再高、財產再多，哪怕幾十億、幾百億，只要是合法的，國家只能通過稅收來調節，公眾也不會“仇富”；軍隊是肩負特殊任務的武裝集團，屬高風險職業，軍官收入即便高一些，百姓也能認可；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干部職工，盡管社會對他們不須繳勞動保險、享受免費醫療等福利待遇頗有微詞，但收入處于中等或偏下水平，也不屬于調整范圍。重點需要調整的則是央企和省市所屬的國企高管的收入。

　　央企和國企高管的收入過高是不爭的事實。具體涉及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移動、聯通、郵電、銀行、保險、證券等行業。中海油一向以高管高年薪而受到社會批評，幾年前其前任董事長傅成玉的1000萬元年薪曾引起軒然大波。而在眾多行業中，尤以銀行、保險、證券高管薪酬水平為最高。2001年，保險公司高管人均年薪168.63萬元，證券公司112.07萬元，銀行106.05萬元，遠遠高出其他行業企業高管收入水平，較企業內部職工工資也要高出20-30倍，更不要說全國職工平均工資了。

　　把央企和國企高管收入降下來，觸犯他們的切身利益，不情愿甚至極力反對乃在意料之中。在去年全國兩會上，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日和武鋼集團總經理、黨委副書記鄧崎琳的發言頗具代表性。邵寧日表示，央企高管薪酬比國際同類崗位低很多。鄧崎琳說：“我一年稅后工資是40多萬，美國GE等大公司年薪是千萬美金，民營企業就更不用說了。應該按經濟規律走市場化、國際化的道路，實行高管高薪。”他們的這些理由，看似有道理，實則難以服眾。央企高管，嚴格地說是由政府委派的行政人員，但是卻可以打著企業化的招牌，像民營企業高管一樣獲取高薪，同時可不必像民企高管那樣承擔市場風險。就目前來說，對央企高管的收入分配，基本上還是由央企自行裁定，如果將央企視為一個完全市場化的企業，這原本是合理的，但央企實際上是受到國家政策保護而擁有壟斷地位，其獲取利潤采取的是粗放式“坐地生錢”模式，高管個人對企業獲得高額利潤的貢獻極其有限。這種制度安排，實際上給央企高管創造了利用權力自肥的通道。因此，把他們的薪酬調降到合理的水平，無疑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點。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保護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到廣東暨深圳視察時也指出：“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我們相信，只要有立志改革的政治勇氣和決心，有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一定能克服特殊利益群體的阻撓，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得以推進和落實。”